斯德哥尔摩综合征，俗称人质情结。心理学家认为，一旦人质和绑匪之间出现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现象，在此期间，人质的认知和行为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解释，仿佛不受自己理智控制似的。在被长期施暴的情况下，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症状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恩惠心理及认知对比效应： 　　首先，我们看到，在暴家庭中，施暴者无一例外地使用了恐吓手段。长此以往，如果受虐者的境况得不到改善，她们会逐渐变成习得性无助，即相信自己不能改变受虐待的状态，从而逐渐接受现实。这是一种痛苦而无奈的生活。在这样一种无助的生活里，认知对比效应迅速启动——受害者逐渐接受施暴者和他的行为。这是因为，施暴者不总是专横无比，天天对她实施暴的。他也有心情好，甚至偶尔关心他人的时候。在这个时候，受虐者极易感受到施暴者温情的一面，从而觉得“他对自己还是挺好的，生活还是可以接受的”，甚至还会在享受片刻的温暖时，涌现出改变他的愿望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会看到，有些群体长期经受着欺负、剥夺、压制，一旦有人给予她们好处，她们就可能失去理性，不吝感情地去接受和赞美那些直接或间接地给她们造成伤害的人。人们常用“给点阳光就灿烂”或“眼泪不值钱”来形容她们。受虐者也会对施暴者偶尔的关怀产生错觉，认为这是施暴者给自己的恩惠，并对此产生感激之情。这种恩惠心理和认知对比效应结合在一起，将可能导致受虐者产生安于现状的心理。自我价值的丧失：由于长期遭受辱骂、殴打，受虐者将逐渐丧失自我价值。比如，丈夫骂妻子：“你这种人就只有我才要你，你看你多差劲。”这种语言听多了，时间长了，受虐者就会被催眠，逐渐接受并认同施暴者赋予自己的角色——自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，不被他人喜欢，只有施暴者还能接受自己。 　　此外，由于受虐者不敢向周围人诉说自己的情况，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和认同，造成她们无法与他人正常交流，她们的自知也就一点点丧失了。心理压得不到释放，社会功能严重受损，逐渐丧失自我意识，认同施暴者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，用施暴者的眼光看世界、看自己。于是，在她们眼中，对方虐待自己就变成合理的了，从而导致她们出现拥护施暴者的行为。甚至，有很多家庭暴的受害者认为，自己之所以遭受暴，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事。 　　我们应该看到，受虐者封闭自己，一方面是现实所迫，她们已丧失了与外界正常沟通的能。另一方面，她们封闭自己是为了保护自己，不让自己接受过多的外在信息。减少外界信息的摄入，也就减少了自己对家庭和现状的不满。在受虐者看来，既然对苦难的生活无能为，那就接受苦难和制造苦难的人，这样，就不觉得生活有多苦了。在被逐渐洗脑的过程中，封闭、自卑和施暴者给予的压以及施暴者的思维角度等因素，都是受虐者深陷人质情结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。 　　接受暴，认同施暴者，是无法改变现状的一种生存手段。与其为这种无法改变的局面痛苦，还不如让自己变成个糊涂虫，这样更容易度日。同时，为了驱除因屈服而带来的尊严的丧失和自尊心的伤害，受虐者尝试着将自己的屈服合理化。于是，她们主动放大施暴者对自己的恩惠，缩小他对自己的伤害。此外，受虐者试图从施暴者的角度看问题，为他的行为找一个合理的理由，于是，就会出现一些受虐者为了提升自己的价值感，不断圣化自己的行为，认为自己在拯救一个心灵受过伤害的人。这些所谓合理的解释，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了受虐者的内心冲突，但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她们对施暴者的认同。我们发现，受虐者之所以把自己催眠成暴的适应和接受者，完全是生存的需要。因为在那种情况下，希望变成了可怕的东西，拥有希望，就意味着要面对更多的痛苦和孤独。只有杜绝希望，麻木自己，才能生活下去。

你好，有人甘愿遭受家庭暴，这是因为在暴家庭中，施暴者无一例外地使用了恐吓手段。长此以往，如果受虐者的境况得不到改善，她们会逐渐变成习得性无助，即相信自己不能改变受虐待的状态，从而逐渐接受现实。这是一种痛苦而无奈的生活。在这样一种无助的生活里，认知对比效应迅速启动——受害者逐渐接受施暴者和他的行为。